你将化作光芒（上篇）
文 | 登山者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符，需要最艰苦的练习。
泰戈尔《吉檀伽利》
1889年的一天，意大利都灵卡罗阿尔伯托广场上，一位马车夫用鞭子抽打一匹老马，催其归家。一个神态有些癫狂的醉汉目睹此状，忍不住走上前去，抱着老马放声大哭，随即昏倒。紧接着不到一月的时间里，这位自称是太阳、是超人的哲学家，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卧榻不起、沉默寡言。直到11年后，55岁的尼采，终于像他曾在狂喊声中宣判过的上帝一样，死了。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位终结了西方两千多年形而上学传统的哲学家，在成为疯子之前，有过交接或者传承。但就在他成为疯子的那一年，奥匈帝国哈布斯大流量卡堡时期，维也纳最富有的维特根斯坦家族诞生了一个孩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位被罗素称之为“天才人物最完美典范”的一代宗师，以其惊世骇俗的人生履历深深地嵌入了西方哲学史，并用他宝石般璀璨的哲学光芒，照亮了蛮荒。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
然而，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甚至矛盾的人：
他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前期和后期的哲学观点截然相反，竟然分别开创了两个不同的学派；
他的性格是复杂的，他的哲学论述严丝合缝，犹如石英钟般精确，他的身上却充满了不合逻辑的神秘气质，竟然说“哲学应该写成诗一般的作品”；
他的情感是复杂的，他一生共爱过3个男人、1个女人，但每次他都是在与爱人最亲密的时候狠心离去，哪怕对大流量卡他唯一想与之结婚的女人也是如此，有2个男人甚至为此送了命；
他的政见是复杂的，拥有四分之三的犹太血统，但竟然持有激烈的反犹倾向，与精致体面的西方社会格格不入，却对“蛮横粗鄙”的共产主义苏联情有独钟；
他的行为是复杂的，作为一个含着金钥匙出身的富二代，他却洒尽了万贯家财，到艰苦地区做一名支教的乡村教师，甚至一生当中，数次想从高大上的学术象牙塔中逃离，转行做一个园丁或者工人那样的体力劳动者……
所以，起初，当我尝试用他的方式为他画一副肖像时，发现根本无从下手。因为，实在找不到他这些错综复杂的言行背后那一以贯之的逻辑。直到我重新检视他的哲学思想与私人生活的关系，我才明白贯穿他一生的行为逻辑，那就是：
与自己大流量卡做最彻底的拼斗，直到把自己点燃，化作光芒。
一、彷徨
作为家族八个孩子中的老幺，和他的哥哥姐姐们不同，少年维特根斯坦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天才特质。他常常为此烦恼不已，深感不配苟活，数次想要自杀。而自他们诞生之日起，维也纳浓郁的艺术气质和各种激进的思潮便怀抱左右，这也为他们悲剧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维特根斯坦(前排右)与哥哥保罗及姐姐们
他四个哥哥中的两个，因为献身艺术的激情与严父托付家业的期望难以调和，相继自杀；还有一个，在一战中当了军官，因为手下的士兵不听招呼，饮弹自尽。就连最小的哥哥保尔，在少年维特斯坦的眼里，也是天赋异稟，虽然不如大哥汉斯那般卓越。据维特根斯坦回忆，某天夜里，凌晨三点，他被楼下的钢琴声大流量卡吵醒。他走下楼，看见汉斯正在弹奏自己写的一首曲子。汉斯全神贯注，近乎疯狂，汗流浃背，全情投入，对他的出现浑然不觉——这幅画面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那是真正的天才。
或许是怕了，他的父亲并没有让维特根斯坦在艺术上过多地沉溺，在他14岁那年，将他送去了一所技术性较强的中学，这也符合他偏好工程的兴趣——10岁那年，他就用线和木头，做出了可以运转的缝纫机模型。他的三年中学生活，成绩和日常表现都很平庸，过得也不快乐。毕竟，作为大资本家的孩子，与工人阶层的孩子交朋友并不容易。
少年维特根斯坦
唯一值得记录的是，1904—1905那个学年，有一位和他同龄却低了两届的师弟，和他一样郁郁寡欢，成绩却比他还烂，读了一年大流量卡就被迫退学了。这位对泛日耳曼运动的民粹主义痴迷不已的师弟，几十年后，成了雄霸天下的第三帝国元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两位重量级人物有什么交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维特根斯坦能预知未来，一定会趁人不注意将希特勒溺死在马桶里。
维特根斯坦与同班同学希特勒
在这期间，维也纳人的精神偶像魏宁格，写完《性与性格》一书后，在贝多芬曾居住的寓所开枪自杀。这一充满伦理学意味的行为，被维也纳人视为是一种悲剧性的自我献祭，“不完美，毋宁死”——那时的维也纳，充斥着西方文化腐朽堕落的末日气息，一个的体面的灵魂深感无处安息，只好自杀。从维特根斯坦随后的经历来看，此人此书，影响了他的一生。概而括之，那就是：男人的灵魂高于大流量卡一切，内在的自我完美高于外在的一切砥砺，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坚持做自我，并找到使自己成为天才的路径——而这，是最终极的责任。
1908年，19岁的维特根斯坦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学习当时最有前途的航空工程学。在他22岁离开去剑桥之前，他的主要工作是设计喷气引擎，搞各种喷气实验。没有意外，假以时日，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但和他那些只专注于数学分析的同学不同，他渐渐地对数学哲学产生了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同学向他推荐了罗素的《数学原则》。事后证明，这次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一生。
罗素在《数学原则》中展示了力图将数学与逻辑统一的雄心，即只要从少许的、基本的逻辑命题就能得出全部的纯数学。他的目的，在于反对大流量卡当时流行的康德的观点——数学和逻辑不一样。然而，在阅读德国数学家弗雷格的《算术基本原则》后，他发现人家已经先他一步。尽管如此，敏锐的罗素仍然发现了弗雷格工作中的致命硬伤，这个硬伤甚至酿成了日后的“第三次数学危机”。
简而言之，此硬伤即世人熟知的“理发师悖论”：一位小镇上的理发师声称，自己只给那些不能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于是有人问他，那你自己呢？理发师立马无言以对——如果他给自己理发，那就是违反了自己的原则；反之，如果他不给自己理发，按照他的原则，他就得给自己理发——因此，无论他怎么选择，都会坠入一个无解的困境。
这个悖论充分表明了，作为数学基础的逻辑系统是不完备的。那如果地基都存在致命缺陷，建筑其大流量卡上的数学大厦还存在吗？这一困境，令罗素和弗雷格都备受煎熬。因此，罗素呼吁任何一个逻辑专业的后来者都应对此加以关注，以求突破。
正是这一困境，深深地吸引了维特根斯坦，他如饥似渴的阅读罗素和弗雷格的著作，并在20岁那年，第一次尝试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但他并没有勇气将其直接寄给罗素或者弗雷格。直到两年的某一天，他终于按捺不住，在事先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径自走进了罗素的办公室。
事后，罗素回忆道：一个陌生的德国人（其实他是奥地利人）出现了，他几乎不会说英语，但拒绝说德语。结果他是这么个人：曾经学习过工程，但在那期间对数学哲学产生了热情，现在来剑桥是想听听我怎么说……
罗素
随后一段时间，罗素惊喜地发现，维特根大流量卡斯坦常常来听他的课，并与之深入地讨论逻辑。但直到第二年初，新学期开始后，维特根斯坦带着假期写好的手稿来找他，确认自己到底是不是搞哲学的那块料，罗素才最终确信了他无与伦比的哲学天赋：“非常好，写的比我的英国学生好得多。也许他会做出大事。”
维特根斯坦后来对他的第一个伴侣大卫·品生特说，是罗素的鼓励使他得以获救，并结束了他九年的孤独和痛苦，在过去的九年里他不断地想到自杀。
至此，维特根斯坦的彷徨阶段结束。他将在逻辑的道路，激昂而上。
二、铸剑
“激情之手握住的冰冷之剑”，罗素认为，只有这样的剑，才能触到哲学的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维特根斯坦正是罗素的哲学典范的化身：最严格的逻辑心灵和最富激情的本性奇迹般地集大流量卡于一身。他强烈的哲学冲突和压倒一切的责任感交织一体，令他多年来一直深受折磨。但他既然确信了自己的哲学天分，找到了成为天才的道路，就一定会坚强地扛起这份责任。
可以说，他就是哲学，哲学就是他。
罗素对这位天才的学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指导他学习逻辑，容忍他反复无常的暴脾气，鼓励他发表论文，甚至将他介绍进了剑桥的精英社团——“使徒”协会。这一时期，罗素终于确信，自己在逻辑这块荆棘密布的荒原上很难再向前一步，而那个能走出下一大步的人，非维特根斯坦莫属。罗素甚至有些庆幸，将逻辑搞的清楚点的这份苦差事，以后是他的事了。
剑桥道德俱乐部成员
然而，从一开始，他们之间的分歧就是根本性的。罗素认为自己的逻辑工作整体大流量卡没有大问题，只需要做些修补；维特根斯坦则认为，罗素的工作方向整个错了，需要推倒重来（类型论是多余的，需要重构一种新的逻辑符号体系）。罗素对反战、人权这些公共性事务较为热衷，除了专业的哲学书之外，还写了大量的政论和启蒙著作；维特根斯坦则认为除了哲学书之外，他的所有其他书都是垃圾，一个高贵的灵魂应当坚守内心的纯粹，纷扰世俗，关我屁事？！维特根斯坦需要的是别人最完全的理解，不然宁可茕茕孑立；罗素只想尽力去解释他的想法，不想劳力费心地去理解。
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也预言了他们日后的分道扬镳。但穷其一生，这两位分析哲学的创始人，都没有彻底闹翻。或许相爱相杀，才是这两颗伟大的心灵最舒适的状态。
1911至191大流量卡3年，短短两年间，维特根斯坦在逻辑上的进步是如此神速，以至于他从罗素的学生，变成了老师。到1913年11月，当他在挪威隐居专心做哲学时，他已经确信整个逻辑应该从某个单一的命题中导出。当罗素写信要求他进一步解释说明时，他颇不耐烦的回应道：我认为，我已经说的够清楚了！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是事实的集合，而非物的集合。而事实与命题是一一对应的，因此事实的真假可以借助命题的逻辑判断来界定。深入剖析事实与命题的组成，我们可以借助原子的概念，将原子事实、原子命题分别视为事实、命题的基本构成。当然，原子事实与原子命题也是一一对应的，并且绝对简单。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想判断逻辑命题的真假，我们必须给出列出命大流量卡题真值可能性的正确方法。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不知道某个命题的各个组成部分（即原子命题）的真假，我们也能知道这个命题的真假。那么，究竟如何给出这种列出命题真值可能性的方法呢？
以天气为例，我们知道“天要么在下雨要么没在下雨”，这肯定是真的；而“天既在下雨又没在下雨”，这肯定是假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天到底在没在下雨”这一原子事实，就能判定出上述两个命题的真假——与前一个命题类似的逻辑命题是重言式的（总是为真），与后一个命题类似的逻辑命题是假言式的（总是为假），还有一种与两者都不同的逻辑命题是选言式的（不知真假）。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判定任何一个给定的命题是重言式的，还是假言式的，还是选言大流量卡式的？这种判定的方法从何而来呢？
维特根斯坦认为，一旦我们在某个命题里给出了这种判定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所有的命题都可以从这个初始（protype）命题里导出了（做判断了）。
所以，最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给出这种判定方法？维特根斯坦的解决方案是，建构一种新的逻辑记号系统（与以往的或、且、非不同）。借助这一符号系统，我们可以给出那个初始（protype）命题，于是，我们就可以统一的方式辨认出任何一个给定命题的类型，进而做出真值判断。
仅从一个局部来说，就能看出，维特根斯坦的这项工作，是多么地具有原创性！他其实是在对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传统，做最彻底的清算与重构。因此，难度可想而知大流量卡。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笔记”（1914年）的原稿
然而，用最富激情的方式燃烧他的哲学天赋，做最伟大的工作，并用最完美的方式表述出来，这是他作为天才对哲学的责任。即便如此，这一振奋人心的工作将在此后数年里深深地折磨着他，直到他在命悬一线的战场上终于迎来顿悟的那一刻。
罗素带他加入剑桥的“使徒协会”的意外收获，使让他得到了梅纳德·凯恩斯长久而忠实的友谊，这份友谊将在日后帮他在处理各种棘手问题时逢凶化吉；还有就是，遇见了他的第一位爱人：大卫·品生特。
和维特根斯坦这位旁听生不同，品生特是根正苗红的剑桥本科生。但他无缘加入“使徒协会”这个精英小集团，因为他虽然聪明，却不是天才。可他身上却具有维特根斯坦最需要的大流量卡东西：能够让人安静的气质和良好教养，足够细心耐烦的包容和好脾气。我们无法猜测，是不是“使徒协会”那种基情四射的氛围同化了维特根斯坦，让他无可救药地爱上品生特。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份并不长久的爱里，品生特一定是付出较多的一方。不管是陪维特根斯坦去挪威度假，还是聆听他在逻辑上的点滴进步，还是当维特根斯坦下定决心离开他去隐居做哲学时的深情守望，他都是一个完美的爱人。这位一出现就能让维特根斯坦这个天煞孤星迅速安静下来的年轻人，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在几年后的一次飞机失事中罹难。
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要在相爱正酣的当口，离品生特而去，我们不得而知。或许魏宁格式的自虐理念又一次召唤了他——人要离开所爱的人，大流量卡才能变得伟大。唯一值得品生特的家人欣慰的是，他的名字与维特根斯坦那本万世流芳的《逻辑哲学论》永远捆绑在一起（那本书的献词是“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朋友，大卫·品生特”），令后人为之唏嘘不已。
大卫·品生特是维特根斯坦悲剧式爱人中的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纵观他的情史，我甚至怀疑：
是不是毁了他的孤独，就是毁了他，而毁了他，就意味着毁了自己？
三、叩问
1914年6月，维特根斯坦回到奥地利。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7日，奥地利对俄国宣战的第二天，他参军入伍。在此后长达5年的时光里，他的军旅生涯犹如但丁的《神曲》，被区分成了三个风格迥异的篇章——1914年8月至1916年3月，是《地狱篇》，他在火线后方大流量卡备受煎熬，完成了“语言图像论”；1916年3月至1918年11月，是《炼狱篇》，他在前线的血火炼狱中叩问生死，命悬一线之际终于悟道，《逻辑哲学论》横空出世；1918年11月至1919年8月，是《天堂篇》，他在战俘营中享受来之不易的清闲，与战前的好友一一恢复联络，畅谈逻辑。
虽然他是一个爱国者，但他参军入伍的动机，更多是为了自己，为了让自己“转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他迫切需要接近死亡，“让死亡把光带进生命，上帝照耀着我”，将他身上原本的懦弱、卑贱彻底洗清。不管战争最终给他造成了怎样无可挽回地影响，但毋庸置疑地加强了他的宗教性。
维特根斯坦在一战中担任军官
在“地狱”中，虽然他并没有直接的死亡威胁，但他活大流量卡的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他超卓的天分和独特的个性，与谁都格格不入。一位曾经接受过他资助的维也纳作家回忆，“第一眼看过去，（他）那模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军旅生活的集体性特点成了他最大的负担，他无法容忍身边战友（如果还算得上的话）的粗暴、蛮横和邪恶，宁可独处。因为战争，与英国最亲密朋友的联系都中断了，他难过的多次想到自杀，唯一聊以自慰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福音书纲要》，或许借助此书，他感受到了上帝与他同在？
这期间，他最卓有成效的工作，是“逻辑图像论”。据说他曾注意到一则报道，法国巴黎的一个法庭，在裁决一场汽车事故时展示了一个事故模型。这让他想到，模型之所以能展示事故，是因为模型的各部分与真实事物的各大流量卡部分的一一对应。进而想到，与此类似，一个命题也起到了一个事态模型或者图像的作用。命题各部分结合的方式，也就是命题的结构——刻画了现实中各元素的一种可能的结合、一种可能的事态，就好像是命题拼出了一个世界。但前提是，一个命题（“天是蓝的”）与一个事实（天是蓝的）之间，有且必须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只有这样，命题才能像图像一样描画现实。
在“炼狱”中，他开始直面死亡。“只有死亡才能给予生活意义”（这和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竟然殊途同归！），一上前线，就要求去最危险的地方：前沿观察所。在那里，他不断祈祷上帝赐予他直面死亡的勇气，赐予他跟自己的懦弱本性作斗争的力量。但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我们在《战时笔记大流量卡》里读到了很多次他仓皇逃命的狼狈场景。
这期间，他利用难得的间隙，终于完成了《逻辑哲学论》。他对自己是如此苛刻，这本不过七十几页的小册子七年间至少增删了几十次，直至达到他满意的表述为止。实际上，那是他过去几年哲学思考高度浓缩而成的精华，堪称泣血而制。这本小册子的逻辑结构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共有7个大的命题（“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事实是诸基本事态的存在”，“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等），每一个命题下面有若干个子命题，作为说明，子命题下面还有下一级子命题，依此构成层级（如3.331是对3.33的细化，3.33又是对3.3的细化，等等）。可以想象，这样的哲学书更像是一架精密制造的机器，是空前绝后的大流量卡，这也注定了它日后坎坷的命运。
1918年夏天，当维特根斯坦完成此书时，他声称“已经解决了全部的哲学问题”。我想，那是因为他相信，他最终找到了命题与世界之间同构的那个逻辑结构的本质——他认为这样的逻辑结构是先验的，不可言说的（不然会引起谬论），只能借助新创立的符号系统显示出来，而显示与说出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对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这也是《逻辑哲学论》的结束语）。因为，那种想要说出不能用言语说出的东西的努力，只能导致无意义的胡话，这不只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不可忍受，从伦理上说也是不可饶恕的。
然而1918年的夏天，也是维特根斯坦自杀愿望最强烈的时候。因为，大卫·品生特死了。
在大流量卡“天堂”中，他与启发了他最初逻辑思考的弗雷格、罗素都恢复了联系。可是他悲哀地发现，弗雷格根本没有理解他的书哪怕一个字。因此，他迫切地想要见到罗素，向他倾诉自己过去几年的工作。然而，他在逻辑上实在跑的太远了，罗素跟不上了。更重要的分歧在于，罗素坚持认为他的“元语言”可以表述一切，废除了神秘之域；而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被显示出来”，保留了那份神秘：这矛盾根本无从调和。
随后的日子里，当罗素积极周旋于把他从战俘营里捞出来时，他受到一位入伍前是老师的狱友的影响，决定退伍后受训，当一名乡村小学教师，而且一定到穷乡僻壤的山沟里去。
没有人知道，他决心将自我放逐至荒野，究竟为了什么。
四、放逐
1大流量卡919年，一战结束以后，退伍老兵维特根斯坦30岁了。
战争留给他的最大问题，是重新找回自己存在的意义。而战争给予他的苦难，对他这位苦修的“圣徒”而言，恰是赋予他生命以意义的东西。所以，当战争结束以后，又该去何处自讨苦吃，继续给自己赋予意义呢？
从这个角度看，他决心放弃家族所有财产，去偏远地区当一名小学教师的想法，是充满宗教意味的。为此，他丝毫不理会家人的费解——一个被罗素称之为哲学天才的人，去当小学教师，这不是用精密仪器开箱子吗？！
有意思的是，维特根斯坦还没有去找，苦难就来找他了。这苦难是如此沉重，差点将他压垮。然而，随后的一系列苦难表明，一切才刚刚开始。
1919年至1922年，维特根斯坦遭遇的最大流量卡沉重的打击，是找不到可以出版《逻辑哲学论》的人，甚至找不到可以理解这本书的人。他因此坠入了自我怀疑的深渊，无比绝望。在数次求助于友人都未果的情况下，他只好找到了罗素。虽然罗素不赞成他的观点，但仍然为此积极奔走。令人讽刺的是，某家德国期刊答应出版的条件竟然是，罗素必须为之作序才行。可以想象，这家期刊是多么草率，以至于维特根斯坦面对自己书的第一个德文版，竟然惊呼是“盗版”！直到这本书的英文版面世，他才承认那是真正的第一版。
维特根斯坦去乡村支教的经历，更是堪称传奇。当他怀着一种托尔斯泰式的念头，来到他渴望“内在地”改造的农民中间，脑海里满是诚实苦干的浪漫理想——尽管生活贫困，但内在生活严肃而丰富。一大流量卡个在村民眼里非常有钱的男爵却甘心来山沟里当乡村教师、竟然教小学生代数并且动不动就扯女孩子头发、打耳光、经常收受远方朋友信件包裹的人，不能不是令人生厌的“怪人”。维特根斯坦在担任小学教师的六年里，换过好几个地方，但他与他的学生、村民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只好一次次伤心而返。最终他确信，“在这里他什么都干不成”，只有他曾经逃离的剑桥生活，才是他的归宿。
于是乎，1926年4月的一天，在一次教学事故之后，维特根斯坦仓皇逃离了工作岗位，并在随后的听证会上说谎为自己辩护。这一事件中暴露出他身上的懦弱和撒谎带来的可耻感，此后数年中一直困扰着他，直到向曾经伤害过的人作出最深的忏悔，才真正得以解脱。
1926年夏天大流量卡至1928年秋天，维特根斯坦应姐姐格蕾特之邀，设计和建造她的新房子。从未有过建筑师从业经历的维特根斯坦，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在这座格蕾特称之为“神的寓所”的房子上，维特根斯坦将他的哲学和艺术理念展现地淋漓尽致。房子的外在线条是近乎冷酷的生硬，除去了一切可能沾染维也纳末日气息的装饰，房子空间的各种比例是绝对精确：细节决定了一切。建造过程中，一位锁匠对维特根斯坦说，“告诉我，工程师先生，这儿那儿的一毫米对你真这么要紧吗？”维特根斯坦没等他说完就吼道，“是的！”他对细节的严苛要求甚至让一位工程师崩溃地哭了。
维特根斯坦与建筑师恩格尔曼设计的建筑
所以，那是《逻辑哲学论》在空间上外现的产物，它是维大流量卡特根斯坦的绝佳化身。
当他自我流放至荒野时，世间还没有他的存在；
而当他走出荒野时，世间早已记住了他的名字。
以哲学家石里克为首的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小组，最早认识到他那本书的价值，在多次努力后，终于邀请到这位大神参加小组讨论。与此同时，剑桥精英们也发现了这本书的深邃，在凯恩斯的策划下，一场劝说他回归剑桥的运动开始了。剑桥国王学院的杰出数学家拉姆塞来到他支教的地方，与他逐行逐句地讨论，让维特根斯坦孤独了近十年之久的心灵，重新感受到了智性的温暖和愉悦。这位年轻有为的数学家，将在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后，担任他的博士生导师。
但真正能让维特根斯坦回去的，只有尚未解决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数学哲学的三大流大流量卡派都已粉墨登场。以罗素为首的逻辑主义者认为逻辑与数学是同一的；以希尔伯特为首的形式主义者赞成康德的观念，数学是与逻辑是不同的；以布劳威尔为首的形式主义者认为，数学不是一组事实，而是一种人心的构造。
1928年的一天，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聆听了布劳威尔的一场讲座。面对与自己昔日的导师罗素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曾以为在《逻辑哲学论》中已经解决了全部哲学问题的想法，是多么荒唐可笑！关于逻辑，现在他要说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而要想说出这些新的话，只有先回到剑桥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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