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油气工业面临的挑战（“三重冲击”下油气产业的转型与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博弈、乌克兰危机持续，对全球以及我国能源产业带来多维冲击。作为能源支柱产业，油气行业正面临“三重冲击”：一是能源安全的重视将延缓煤炭退出步伐；二是低碳转型的推进将加速可再生能源的替代；三是能源武器化增大了大力发展油气产业的忧虑。未来，我国油气产业应顺应“六化”趋势，咬定高质量、高水平、可持续发展不放松，积极追寻中国特色能源结构转型之路，助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而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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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重视程度提升短期内抬高煤炭“压舱石”作用。

能源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血脉，能源安全是能源发展、能源移动大流量卡转型的前提和基础，关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尤其是随着乌克兰危机持续和大国博弈的激烈程度加强，再加上能源供应短缺的前车之鉴，当前能源发展外部环境发生些许变化，许多国家对能源安全的重视程度已超越能源转型，部分欧洲国家重启煤电，脱碳进程减速。在我国，基于“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当前，对煤炭的态度由限制开采转变为加速开采。同时，着眼于煤炭清洁化利用，试图通过技术创新将煤炭的碳强度降下来。在政策的引导下，煤炭生产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期，煤炭消费占比节节攀升。我国煤炭绝对消费量从2020年的40.5亿吨上升到2022年的42.5亿吨左右，其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不降移动大流量卡反升，2022年达到56.2%，比2021年提高2.9%。尤其是2023年4月以来，燃煤发电增量在10%以上，其他所有能源发电量总和都未能超过煤炭发电量增速。由此可见，能源安全重视程度越高，煤炭“压舱石”作用将愈加凸显。

低碳转型的推进加速对油气行业的替代。

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短期内各国将更加依靠化石能源，可能会给能源低碳转型带来负面影响。但从长期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独立的重要性，寻求通过低碳清洁能源发展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作为提升能源独立性、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解决方案，从而带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能效投资，加速能源转型，并加速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正因如此，当前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并未放移动大流量卡缓，相反化石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和对能源安全的担忧加速了全球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国际能源署预计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新增1/3，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继续增长。中国作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先的国家，目前风电、光伏发电年新增装机容量均超过全球的一半，新增装机容量每年以2亿～3亿千瓦的规模节节攀升。2023年年中可再生能源总装机突破13亿千瓦，比重超过煤电，约占电力总装机量的一半（约49%）。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以电动汽车为主的新能源汽车的大量普及，将加速对油气行业的替代。

能源武器化打击油气产业大规模发展的信心。

一方面，油气产业发展空间面临煤炭消费的反弹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挤压；另移动大流量卡一方面，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对能源武器化的担忧，增大了油气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信心遭受极大的冲击。

能源武器化是指通过大规模经济制裁等手段，令冲突一方在能源和经济方面承受巨大压力和代价，迫使其改变行为或政策，以实现于己有利的战略需求和目标。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中，中东油气资源国拿起石油武器捍卫自身权益，逼退美国胁迫。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加速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大幅减少甚至彻底抵制俄罗斯油气，企图以此扼杀俄罗斯经济。而俄罗斯以天然气作为武器对欧洲多个“不友好国家”以断供、减供措施进行反制。可以看到，在乌克兰危机的多方博弈中，能源武器彰显了其巨大的威力和战略意义。在未来的世界格局演变中，移动大流量卡能源武器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本来就很高，运输通道又过于集中，是能源供应安全的短板，能源进一步武器化更加引发外界对我国大规模发展油气的担心：“万一发生战争，油气断供怎么办？”“万一马六甲海峡被封锁，油气运不过来怎么办？”种种担忧下，发展油气产业前景不明、信心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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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产业应向“六化”，即低碳化、原料化、融合化、多元化、数字化、工具化转型和发展。

低碳化：顺应转型趋势。未来，我国能源转型将呈现“化石能源低碳化、清洁能源规模化、终端能源电气化、多种能源互补化、能源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的特征，油气产业必须选择和顺应这个转型趋势和特点，移动大流量卡从全产业链各个环节提升生产效率和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实施油气生产过程用能清洁替代，加大绿电接入使用，加快调整燃料结构，通过大力推进“煤改气”“油改电”，减少高碳能源使用；加大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投入应用，提高生产过程中各类能源资源的综合利用，持续提高节能减排水平；推进炼厂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大型化、一体化、基地化、集约化产能建设，加大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投入应用，提高炼化过程中各类能源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

原料化：调整消费结构。在我国，大部分石油用于炼化及化工品生产，其他用途所占比例较低；一半以上的天然气用于化工品生产、发电或玻璃、陶瓷等工业品制造；在绿色低碳转型趋势下，可移动大流量卡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大规模发展，或许可以替代煤炭、油气等传统化石能源生产清洁、低碳的电力或热。但作为原料，除了生物质能源以外，是无法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生产交通燃料、化工品和碳材料的。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以及燃油效率的提升，汽柴油的消费增长将受到明显抑制，而石化产品消费量将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尤其是高端化工产品、高端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需求更为旺盛，进而拉动石脑油等化工原料用油需求量显著增长。因此，油气产业加快从“能源燃料”向“化工原料”“新材料”转变是历史必然选择，减油增化是大势所趋。

融合化：拓展产业链条。在“双碳”目标约束下，油气产业仅凭自身节能减排是无法完成转型目标，移动大流量卡也无法面对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冲击和挤压，必须与新能源（风、光、电、热、冷）深度融合和合作，才能拓展产业链条和发展空间。3月22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加快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简称《行动方案》）。按照《行动方案》，油气产业应积极推动将新能源列为油气企业重点业务，构建油气行业多能供应体系，加快完成油气企业作为综合能源生产与服务商的“角色转变”。结合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大型新能源基地规划建设进度，油气企业可充分利用现有场地及电力电量负荷大、易消纳的优势，在油气田、石化厂区加快风电、光伏、光热、地热等新能源业务发展，推进油气田、炼化企业自备电厂通过灵活性改移动大流量卡造更多吸纳新能源发电。积极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工程项目建设，构建多能互补的能源供给系统，助力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动油气企业绿色用能和低碳转型。

多元化：降低产业风险。首先是产业多元化。要想面对未来的冲击和挑战，油气产业必须要通过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和合作以实现产业多元化，降低产业风险。例如，油气田立足自身资源基础，积极拓展新能源产业布局，形成多能互补综合能源供给体系模式，打造电力+、热力+、天然气+、氢能+等供给新商业模式，打造综合能源生产体系。加油站开展充电业务，建设加氢站、综合能源服务站、换电站等服务，提供绿色零碳多能综合服务。拓展共伴生资源开发利用，加大油气共伴生资源开发利用移动大流量卡，形成多能源多资源协同发展的新局面。逐步向新材料、化工、氢能、碳技术、碳资产、碳金融、碳核查等诸多产业融合、渗透或合作。

其次是油气来源、运输通道多元化。长期以来，我国高度依赖海外进口油气，2021年原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73%和45%，主要来源于中东、中亚、俄罗斯和非洲地区，通过80%的进口原油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为防止未来海外油气供应出现地缘政治风险和运输通道风险，必须扩大更多的油气进口来源和运输通道，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数字化：提升竞争能力。目前，数字化已渗透到我国油气行业各个环节，为全产业链转型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油气领域数字化转型时机已成熟。应主动把握和引领数字化变革趋势移动大流量卡，积极探索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智能信息技术的落地应用，推进油气产业生产、运输和利用方式的深度智能化改造，提升竞争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例如，推广建设数字油气田，不仅能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还能加强生产安全水平；建设“智慧油气田”和“数字油气田”，增加“无人值守”采油、采气厂的覆盖率，加强生产安全水平，形成油气田管理新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油气生产效率，并降低单位生产成本与用工总量。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应用到油气全产业链，能使各个环节的生产利用效率得到进一步优化。

工具化：推动开放合作。相比于本地属性较强的煤炭和可再生能源，油气全球流动性强、大宗商品特征明显和富有国际政治经济意涵移动大流量卡。不仅是当今全球可标准化、规模化交易的大宗商品，也是促进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平衡的重要手段、政治联系的纽带。这个特性决定了油气一方面容易被用来当作能源武器，另一方面也是降低能源武器化发生的可能或带来风险的最有效工具。因为油气贸易是一个完整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主要油气出口大国也需要与我国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以支撑其收入和财政稳定，将油气当作武器、供应中断也威胁他们的利益。正因为油气的这个属性，作为油气最大进口国的中国，才能在全球能源市场上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与油气资源国或出口国加强经贸往来才拥有能够缩减双边贸易差额的有效工具，油气合作才能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主力军和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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