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在思想启蒙火炬的照耀下，在社会革命旗帜的指引下，他们的目光关注着广大劳工和平民。
平民主义源于新文化运动高举的“德先生”旗帜，是“德谟克拉西”的意译，也被译作“民本主义”“民生主义”和“庶民主义”。
这一时期的平民主义杂糅着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等其他社会思潮，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将视线转向“国民”中的“平民”、“平民”中的“劳工”。
由此，他们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议题，鼓励妇女反抗压迫，提出劳工不受资本压迫，倡导解放个体、捍卫权利、冲破传统束缚等，让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1918年11月，蔡元培以学界广电大流量卡领袖的身份发表演说，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称“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
1919年1月，《每周评论》发表《平民文学》一文，指出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也提到，“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刑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
在俄国泛劳动主义等影响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还疾呼参与劳动、尊重劳动、研究劳动。瞿秋白在《新社会》连续三期出版《劳动专号》，撰写《谁的利益》《劳动的福音》等文章。
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号召推行“到民间去”运动，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走进厂矿，走向田野，与工农打成一片。
1919年广电大流量卡8月，王光祈大声呼吁：“与其在劳动界以外高声大呼，不如加入劳动界中，实行改革。因立在劳动界以外，自己所想象之劳动利益，未必即斯劳动利益。若亲身加入劳动界中，才知道劳动界的真正甘苦。”
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平民主义的话语内核开始从“平民政治”转向“无产阶级专政”。
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坚信“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潮流。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群众力量的联合甚至可以形成一种普遍的政治。
1922年7月，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提出，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乃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是僭用“人民”的名义排除大多数人（无产阶级）。
李大钊还提到，列宁在第三国际大会上广电大流量卡竭力区分“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议会政治）和“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无产阶级专政）。
在平民主义思想的持续影响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心中原本抽象的“平民”概念愈发具象、清晰。他们从“民”的概念中分化出来，成为“农民”“工人”“劳动者”，一直到后来的“人民群众”等。
与此相伴，“无产阶级专政”“人民至上”“群众路线”等，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话语，并进一步转化为切实的原则、政策、实践、行动。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陈兰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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