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老照片，资料图）
如今的阜阳市人民医院北区，1952年至1967年全称“阜阳专员公署医院”，也即阜阳人口中的“专署医院”。1963年病逝的父亲，保留下来的唯一证件，就是1956年已届中年，又被延揽入职该院特聘中药师所发一本公费医疗证。这张由“安徽省公费医疗预防实施管理委员会”印制，编号0171895的医疗证，所标工作和就诊单位都是：阜阳专署医院。
专署医院门诊大厅在民主西大街上，同一条街上附小放学路上，多是先钻进父亲工作的中药房窗口，伸进脑袋和父亲亲热一阵，四壁药架浏览一番。有次还被父亲的一位徒弟开玩笑，第一次尝到黄连的苦味，真苦！当然，平日品尝到最多的还是另种鲜美滋味，对面煎药房工作的母亲大流量卡常会提前备好，一搪瓷茶缸价廉物美清甜爽口萝卜茶，正应了那句中医养生俗语“冬吃萝卜夏吃姜”。
父亲已是家族第三代中药师，所以小时但凡有病多看中医，从鹿祠街7号的家属院向北，去鹿祠街1号另一医院家属院汤先生家中。汤子久先生是药都亳州民国末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六大名医之一，和父亲同为积学以待，人才特聘先后入了公职（后又调回亳州），相互认同感很强。1950年代中后期，全国开展过一场无偿捐献中医祖传秘方活动，父亲就曾多次整理抄录家中一些老方子，并登门与汤先生相互求证。
那时鹿祠街还是一条土路，每次去汤先生家看病，父亲总是主动去客厅门后取出一柄布掸子，把自己和我全身掸上一遍，再入内屋请汤先生坐诊。神奇的是父亲几大流量卡乎什么也不说，汤先生更是也不怎么问，把脉一番再上下左右看看，遂取毛笔开出药方。一副中药必会药到病除。当然，每次喝完苦口良药，也会有颗那时很稀罕的黑色硬糖块送入口中，用阜阳话说，叫“过过嘴”。
（医院老照片，资料图）
平房年代的专署医院，鹿祠街上的住院病区入内不远，即可见五座气派楼房，当时阜城可谓绝无仅有，分别为外科（三层）、内科（二层）、五官科（二层）、办公和供应室（二层）和集体宿舍（二层）。三层的外科大楼盖得最晚也气派，此楼虽高却没有一个楼梯台阶，上下其间全为两侧带扶手的平面斜坡，可方便手术病人车子推上推下，二三层楼梯转角处靠窗墙上方，分别贴有两幅大字。白底红字的是伟人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大流量卡人道主义。蓝底白字字体较大，虽仅一个“静”字，爬坡上楼抬头一望，代入感很强。
前年有次，在北区遇见拄杖缓行散步已九十高龄的周景玉医生，建院时就参加并一直在北区行医的周老说，他现在每天都要从对面家属院来这里走走转转。还说起和你岳父岳母当年参加医院初创时条件很差，患者多时都是临时打地铺，可无论院长还是医生护士护理员，都会主动帮助行动不便病人端屎端尿。忽地，就想起小时因去茶馆冲开水脚被烫伤住院，听闻一位护士长为一术后便秘者用手抠出大便的往事。是啊，临床医疗上的人道主义不就是这些见微知著的点点滴滴吗？
五座楼房环绕的是个小花园，其间假山喷水池精致玲珑，比当时全城新建的青颍公园里假山还美。从颍上尤家花园请来大流量卡的尤师傅和另一位李师傅，常年精心打理的还有一大长间四季茂盛如春的花房。每天三三两两的住院病人徜徉其间，其乐融融。对于我们家属院的孩子们来说，夜晚时灯影绰绰下的那些乔木林灌木丛和芳草地，捉迷藏，挖钓鱼蚯蚓，捉争斗蟋蟀，逮喂鸡蝲蛄子，乐此不疲。
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专署医院就是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社会。东大门南侧的大礼堂，最吸引职工和孩子们的是那里弦歌不辍，经常有院宣传队排练或演出文艺节目。礼堂南侧还有乒乓球室、车库、托儿所、理发室（男女隔日轮换洗的澡堂在北端锅炉房旁）、篮球场（常放露天电影）。最南端东头的大伙房，六分钱三两一个的线坠子形状大馍，食堂蒸汽大笼的纯碱馍香一直难忘。
父亲病逝后次年暑期，专大流量卡署医院东大门住院处墙外新设一存车处，供探视住院病人者存放自行车和板车。12岁的我成了暑期勤工俭学看车第一人，一个暑期的上午半天，都是抱一只木凳边写作业边看守存放车辆，每次每辆一分钱存车费一天可得一角几分钱。专署医院改名地区人民医院第二年，16岁的我成为知青，一年后凭着苦干实干，每天所挣工分由最初相当女劳力满分的6分，提升至男劳力满分的10分，年终结算时竟然和当年看车时一天大致相等，都是一角几分钱。
（《颍州晚报》12月26日07版）
作者：时春晨，现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颍州晚报总编辑（1994一2003）。先后出版一部散文集，二部诗集，铁路、粮食、防疫、治淮、高校计算机史等五部文史研究专著大流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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