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先生说：如果知识圈在持续“下行”的话，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全面RZ的时代。今日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五代同堂的时代了：“农业、工业、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元宇宙”五代同堂。
自从2013年起，中国人在微信朋友圈已经生活了十年；特别是2020年后的中国，虚拟与现实已经混为一体，一个虚实相间的元宇宙悄然降临。网约车、快递和短视频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三辆小马车，载着我们的物质和精神快乐前行，欲罢不能。
殊不知，网约车让我们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快递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懒，短视频让我们的精神越来越不去深度思考，这三辆小马车真的让我们的身体和智力越来越辜负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电信大流量卡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
这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来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理想与现实似乎比较远，甚至是残酷。面对中国这个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的实验场，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了一个悲歌时代。
悲歌时代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国大学众多，依然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先生生前所说的“电信大流量卡大师”。
知识体系是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
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这都是世界范围内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样的时代，很难有今天人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
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但是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了呢？
在中国电信大流量卡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正好也是古代中国人三立三不朽的路径，“争名于朝”说的是政治人物应该多立功；“争利于市”说的是商人应该多立德；“争智于孤”说的是知识人多立言。郑永年教授所说的悲歌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路径，而纷纷加入到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的局面中来，钱理群教授眼中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层出不穷，有的甚至更加嚣张，把名利双收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电信大流量卡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人在下行。元宇宙时代，知识唾手可得，整个社会的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真正的知识是需要的，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这样下去，面临的后果是很严重的。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到来，我们该何去何从？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人必须追问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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