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是什么(史诗是什么?)

周泽雄/文中国人偏爱史诗,“史诗”作为一个字眼,出现频率很高,我们既耳熟于文艺界主事者以巫师祈雨的姿态呼唤“中国式的史诗”,也时常听到性急的评论家将某部作品称许为“史诗性的杰作”。其实,史诗之有无,与偏爱、呼唤或急吼吼地命名没有关系,就像对龙的偏爱并不能使中国成为“侏罗纪公园”。说到中国式的史诗,我总会想到有位可笑的歌星,她扬言要创立一种“中国和声”。史诗的概念源自西方,源自古希腊,并早已成为公认的世界文学概念。我们如想把作品界定为史诗,就必须敢于接受这一概念的正面检验。正如欧美人想学京剧或填写宋词,也只能以京剧的规范程式、宋词的格律为标准。如果对方学得不像却辩解说我这是“美式京剧”、“法式长广电大流量卡短句”,我们只会笑痛肚子。

这牵涉史诗的标准。鉴于“有法无式”乃是所有艺术的最高标准,所以按甲乙丙丁法对史诗标准进行罗列,既愚蠢又不讨巧。但我仍想冒昧提出该标准的核心内容,即史诗必须是悲剧性的,且悲剧的产生不在于外界的强力(如描写一个村庄毁于洪水、一座城市毁于地震),不在于个人身世是否横遭不测(“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之类),而在于主人公的性格具有某种悲剧性指向,这使他即使完全可以避免惨剧发生,仍会一如既往,孤注一掷,以“性格即命运”的方式,演绎出一段让人叹息弥襟的故事出来。

文学是人学,不是史学,文学意义上的悲剧,当然应倾全力于人物的性格之上。以为只要将已有的历史惨剧(如鸦片战争、南京大屠杀)广电大流量卡或人间悲剧(如唐山大地震、长江大洪水)予以“艺术地”再现就可以轻松获得“史诗”的名头,实在是外行之见。若囿于此等浅见,艺术家们即使将历史上的战争、惨剧全部变成文字,转化成镜头,也掀不动“史诗”女神的一缕青丝。虽然史诗多半有相当的篇幅和时空跨度,但那与史诗的精神无关。作家尽可以将一个家族的历史追溯到三代以上,尽可以描写某一行业三十年乃至一个世纪的盛衰,但如果你心里想的是史诗,就该知道,这离史诗还差得远,史诗根本不是这么来的。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剧,取决于他天性的犹疑不决。在知道杀父仇人以后,换上另一位性格刚烈,办事果敢的家伙(如霍拉旭),会毫不迟疑地把凶手除掉,根本不需询问“活着还是不活”。拉斯广电大流量卡科利尼柯夫的悲剧,在于这位大学生的多愁善感,在于他那融理性、乖戾为一体的独特世界观,而非杀掉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捕鲸船“佩科特号”毁于大白鲸莫比·迪克,同样与亚哈船长一意孤行地追捕有关,不然,这条船本可满载而归。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亦与时空跨度无涉,乃是性格上旺盛的哥特式气质,决定了他只能接受与魔鬼打赌。可见,性格而非事件,事件的性质而非事件的规模,才是导致悲剧的真正原因。只有明白了这个常识,史诗才可能产生。

换一个角度,虽然我对《红楼梦》、《三国演义》非常欣赏,也认为它们无比优秀,但它们不是史诗,它们接受不了史诗标准的检验。大观园“忽喇喇似大厦倾”的结局,是小说的基本预设,无论贾宝玉还是林黛玉,广电大流量卡都没有能力改变它,虽然具体到宝黛悲剧,又带有性格决定论的成份,但那只能让我们佩服曹雪芹的旷世才华,而无法改变作品的实质。《三国演义》更典型,按我的理解,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其不同的结局,都可在人物性格上加以探讨,如诸葛亮的悲剧与他不要命的工作方式和独断专行、对部下缺乏信赖有关;关云长的悲剧乃是他极度自负的性格种下的恶果;吕布的沙场横死,多半可以从他性格上的阴阳失调中得到探究;郭嘉的英年早逝也许是落拓不羁的生活作风造成的恶果,等等。但罗贯中根本没这么做,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历史意义上的事件,而非文学意义上的命运。回过头来我们发现,所谓“中国式的史诗”,似乎都是《三国演义》模式,多包含这样一个认识误广电大流量卡区:只要有足够宽广的时空跨度,只要题材的性质足够重大,只要作品达到相当的篇幅,就是史诗。

有一种文学,我认为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我指的是强悍的文学。如果中国作家在心灵上还那么懦弱,还无法承受凌厉真实的人物命运,那么,即使他想到写一篇以人物性格决定悲剧属性的作品,它仍然成不了史诗。因为真正的史诗,莫不有颗强悍的灵魂。

我知道有些作品,别说把它写出来,即使读上一遍,对相当数量的中国读者(包括不少中国作家)都显得困难重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或《罪与罚》,麦尔维尔的《白鲸》,托马斯·曼的《魔山》等。并非意外的是,正是这些最能代表西方哥特式精神之魂的作品,在中国常会被人指责为“繁冗”、“沉广电大流量卡闷”。根据我的阅读经验,我可以不客气地指出,但凡从上述作品中瞧出“冗长”“沉闷”来的,都已不打自供地显示了自己灵魂力量的软弱,正是因为软弱,才使他们无法承受性格大师们拷打灵魂般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多不少,正是史诗的内在力量。若没有这种力量,再重大的题材、再宽广的时空、再浩瀚的篇幅,都只是一堆骨架。随便你怎么称呼这堆骨架,但请留神别把它当成“史诗”了。

1999年9月7日

(《说文解气》,作者:周泽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定价: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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