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1年左右，一位得了肺癌在上海抢救的老妇人，临终前强撑着口述了一封给周总理的信：

总理，我是高素。我因患上重病不久于人世，来到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以及抗日乡亲的面上，将我的医药借债以及后事解决了吧……

随后，在信封上写上“北京，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收”几个字，寄了出去。

几经辗转，这封信终于到了国务院。更加幸运的是，百忙之中的周恩来，竟然注意到了这样一封平平无奇的信，并因此作出指示：

高素一生不容易，将孩子都送到抗日前线去了，是有功的。她的医疗、丧葬费用，全部报销。

那么，这个高素究竟是何人？她在信中提到的玉衡又是谁？他们究竟做出大流量卡了怎样的贡献，能让周恩来如此重视？

蒋介石身边的红人，被周恩来的诚意深深打动

上文提到的玉衡，名叫阎宝航，他的经历非常传奇。

12岁还是放猪娃的他，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18岁逆袭考入当时东北三省最高学府。

改变自己命运后，他依旧保持初心，对贫苦大众抱有同情心。

临近毕业之际，他因为同情浪迹街头的贫苦儿童，在自己还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联合好友，通过募捐，办起了贫儿学校，免费接收失学儿童，并为他们免费提供课本与学习文具，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后来，他因为组织20000多名青少年，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被张学良大加赞赏，俩人也成为挚友。

当时，日本浪人在南满铁路沿线遍设咖啡馆，向中国民众大流量卡贩卖毒品，以此摧残我国民众的健康，用心极其险恶。

为了粉碎日本人的险恶用心，阎宝航发起成立了“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并亲自担任主席兼任总干事，组织学生协助警察搜查毒品。

搜查结束后，他还特地邀请各国驻奉天的领事，亲临现场，观看焚毁价值百万元的毒品。

而日本人因为做贼心虚，没有派人到场。

因为这场轰轰烈烈反对日本人毒品走私，以及销毁毒品的运动，阎宝航被称为“关东林则徐”。

另外，阎宝航还是第一个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的人。他的积极抗日，也招来了日本人的记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悬赏五万大洋，要取他的人头。

即便如此，阎宝航依旧没有退缩。离开东北后，他又独自来到北平，联合其他人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大流量卡救国会”，为抗日救亡四处奔走，呼吁民众捐钱捐物，援助东北义勇军。

后来，由于才华出众、风度翩翩，阎宝航还成为了蒋介石夫妇身边的红人，曾与蒋介石共用一个办公室。

但是，与阎宝航的一心抗日不同，蒋介石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在山河破碎的情况下，为了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作为张学良的挚友，阎宝航几次奔波于南京、西安两地，与各方斡旋。

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前，阎宝航在宋子文家里与张学良见了一面。他问张学良，对宋子文的许诺，有几分把握。

张学良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他们怎样对我，我不在乎。”

为了国家，牺牲自己。这样的民族大义，阎宝大流量卡航明白，毕竟他也是这样的人。

但是，眼睁睁看着朋友身陷险境，阎宝航无法绝对冷静。

看到阎宝航不放心，张学良伸手指向西北，轻声说道：“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

但事实是残酷的，蒋介石最终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提交军事法庭审判。

为此，阎宝航忧心不已。为了想办法营救张学良，东北军刘多荃邀请了周恩来以及阎宝航等人来到他家商议。

这是阎宝航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初次见面，阎宝航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您多多指导帮助……”

周恩来则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将竭尽全力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做努力。”

阎宝航被周恩来的诚意深深打动。

此次见面没多久，阎宝航很快再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193大流量卡7年6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来到南京同国民党谈判。

期间，周恩来的老同学卢光继约阎宝航一起上门看望周恩来。不巧的是，当时周恩来正好外出不在住地。

于是，他们只能留言相告。

周恩来回来得知阎宝航二人曾登门看望后，于当天晚上亲自来到阎宝航的寓所回访。

再次见面，俩人非常亲热。

由于当时南京实行灯火管制，夜间交通中断，阎宝航便邀请周恩来在自己的寓所住下。

那个晚上，俩人彻夜长谈。期间，阎宝航再次提起帮助张学良恢复自由的问题。

阎宝航觉得，国共两党开始合作了，只要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蒋介石就会放人。

周恩来听后，耐心为阎宝航他们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并告诉他们：“我也非常关心汉卿，但是，事情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大流量卡……蒋介石为了抓我，还悬赏了20万元呢……”

听完周恩来对时局的分析，阎宝航深感佩服，敬仰之情更深。

自此以后，周恩来在南京期间，经常与阎宝航促膝长谈。

阎宝航还在周恩来的推荐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能够看出周恩来对阎宝航的重视程度。

当时，中央将吸收阎宝航入党的决定报告给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方面觉得，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让他入党。

对此，周恩来力排众议，指出发展党员不能只看出身，主要应该看他的觉悟与决心。

周恩来还说，毛主席曾说，国民党能从我们的队伍中拉人，我们也能从他的队伍中拉人。

当听到党内有人议论阎宝航复杂的社会关系时，周恩来反问对方：

“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大流量卡能做到的事情，你能做到吗？要正确认识阎宝航同志，他所做的很多事情，所起的作用，都是我们难以替代的。”

就这样，阎宝航成功入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奋不顾身的执行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周恩来称赞高素：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

1937年6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阎宝航等人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救亡总会”，也称为“东总”。阎宝航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阎宝航一家搬往重庆。

期间，阎宝航先后被国民党方面委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顾问等职务。

这些公开身份，正好被阎宝航用来作掩护，进行统战工作。

他广泛结交国民党各派系代表人物、民主党、工商实业界、外交大流量卡界人士，以及各国援华组织、文化界、中外记者等，将很多民主人士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为了做好革命工作，阎宝航来到重庆后，可谓事事用心至极，即便是选择住所这样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他也考虑非常周到。

起初，友人为阎宝航找了一处住房，阎宝航觉得，那个地方不太合适，只住了几天，就搬到了两路口重庆村17号。

因为这里与美国新闻处毗邻，可以从其围墙后面进入院内，也可以从大门出来。

另外，这里背后紧邻大田湾跳伞塔，中间低洼场地有一堵高墙，一侧是大夹巷，距离后门十多步远的围墙上，还有一个小门。

从小门走出去，就是一条行人稀少，不能通车，但可以通往大路的小路。

这样的环境，非常有利于秘密工作。因此，阎宝航最终住在了这里。大流量卡

自此以后，阎宝航的家里就成了中共地下党和“东总”活动的重要据点。

周恩来常来这里开会布置工作，叶剑英、董必武等人，也来这里开过会。

除此以外，民主人士陶行知等人，也来这里聚会。一些遇到危险的同志，也会在走投无路时，来这里避险。

重庆经历几次大轰炸后，很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衣食没有着落，也来投奔阎宝航。阎宝航的家里，俨然成了临时收容所。

在人满为患，房间住满的情况下，他们又在院子里搭棚子。

阎宝航的孩子回忆称：

“那个时候，家里经常住的满满的，一楼和三楼都是人，吃饭都是两三桌，我们姐弟经常在半夜被母亲叫起来，将床让给客人睡……”

由于阎宝航一家的热情招待，大家亲切的称他们家为“阎家老店”。

作为国民党高官大流量卡夫人，高素本可以安心享受阔太太的生活。但是，她坚定与丈夫站在同一战线，默默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

每当周恩来以及其他党内同志来家里开会时，高素总是叮嘱孩子们不要吵闹，然后自己坐到大门口，为他们放哨，以防不测。

当时，周恩来每次来，都由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王梓木事先通知。由于王梓木腿部有残疾，装有木腿，走路会发出声音。

因此，每当听到木腿叩击楼梯的声音，阎宝航的家人就知道周恩来要来。

他们会马上做好准备，将客人分别引到一楼和二楼的大房间，清理出周恩来从后门上楼，进入二楼那个没有窗户神秘小房间的通道。

周恩来开会期间，孩子们与高素分别守在二楼转角楼梯口、楼下客厅门口以及大门口。

由于大家的准备工作做的比大流量卡较好，再加上周恩来熟悉地形，每次来去都没有人发现。

除此以外，高素还像丈夫一样严谨。每次周恩来离开，高素都会亲自打扫房间。

当时，他们家有专门做饭与打扫的工作人员，这些事情根本不用高素亲自去做。因此，她的孩子非常不解。

直到长大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母亲之所以亲自打扫房间，是担心他们密谈会留下碎纸片的痕迹，她要亲自打扫干净才放心。

周恩来到阎宝航家除了谈工作，也会像朋友一样闲聊拉家常。

由于高素对阎宝航的革命工作高度支持、配合，周恩来夸赞高素：“你是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

周恩来在同阎宝航敬酒时，开玩笑地对阎宝航说：“你要好好爱护她。”接着，周恩来又转头问高素：“大哥对你好吗？大哥大流量卡对你不好，你对我说……”

另外，由于“阎家老店”不收取下榻客人的任何费用，纵然阎宝航收入颇高，也禁不住这样“散财”。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拮据。

每当这时，高素就会带着孩子们，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家什，用换来的钱，到米店去买平价米。

高素每年还会亲手做大酱、渍酸菜，她还买来一个石磨，自己动手磨豆腐招待客人。

血不会白流

阎宝航虽然是蒋介石与宋美龄身边的红人，从事情报工作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内部对他的猜疑始终没有停止过，他和家人，无时不刻被监视着。

1938年5月，CC派特务诬陷“东总”暴动，声称“东总”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

虽然事情经过调查最大流量卡终真相大白，但戴笠并没有因此对“东总”放心。

一天，在戴笠的授意下，武汉警察局对“东总”进行突然搜查。

与此同时，康泽也向阎宝航提出警告：“关于你的情况很多，我还不相信，但是，不要和共产党人多接触……”

在这样的情况下，阎宝航依旧顶着压力，先后将4个孩子送往延安。

1938年，阎宝航在华西大学就读的女儿阎明诗告诉父亲，自己想要与南京学联的同学，一起去做抗日宣传的群众工作。

阎宝航对女儿说：“你们学生太幼稚，应该去学习革命道理，先去找周先生谈一谈……”

就这样，阎明诗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关切询问阎明诗：“你吃得了苦吗？”

阎明诗明确表示，自己不怕吃苦。于是，阎明诗来到了延安。

后来，为了协助阎宝航的情报工作，周大流量卡恩来将阎明诗从延安调回重庆。阎明诗以艺术专科学校学生的身份，与父亲并肩战斗在秘密战线上。

当时，阎宝航一家所住的重庆17号住宅附近，经常有便衣特务来回走动，还有陌生人无故闯入查看情况。

一次，有个特务上门找阎宝航，当时周恩来正在阎宝航的家里。关键时刻，阎宝航的妻子出面应付特务，称阎宝航不在家，这才将特务打发走。

还有一次，阎宝航与几位同志以打麻将作掩护。突然，几位身穿警察制服的人闯进来，叫嚷着要“抓赌”。

此时，阎宝航淡定拿出一张戴笠的名片，那些人看后，知道得罪不起阎宝航，马上恭敬退出。

由于时时刻刻被国民党特务盯着，阎宝航非常谨慎。但是，阎明诗毕竟年纪小，经验有限，做起事来没有父亲那样周到。

一次大流量卡，阎明诗外出执行任务结束后，为了摆脱特务，在距离家门口很远的地方下车，步行回家。

由于那天晚上下大雨，阎明诗穿着高跟鞋不方便走路，就直接将高跟鞋脱下夹在腋下往家跑。

回到家时，阎明诗浑身早已湿透，脚下还流出一摊泥水，两只脚也沾满了泥。

阎宝航看到后，严厉批评女儿：

“看看你这个样子，哪里像个大小姐？”

说着，阎宝航指了指窗外说：“这要是让特务看见……”

当时，阎宝航家附近就是三青团中央团部、美国新闻处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寓所。荷枪实弹的军人正在雨中来回巡逻。

经过父亲提醒，阎明诗自此以后特别小心，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穿衣打扮，都尽量做到符合“大小姐”这一身份。

但是，一旦被特务盯上，就很难甩开。

阎明大流量卡光回忆称，哥哥姐姐们从延安寄来的信总是会画上延安宝塔。当时，阎明光所在学校音乐老师的丈夫，恰好是特务。

一次，特务借口带阎明光出去划船，故意在纸上画了延安宝塔。由于阎明光还小，不明就里的他，顺手在塔下画上了哥哥姐姐。

阎宝航得知此事后，立即给孩子转学。

得知阎宝航将子女送往延安后，时任重庆卫戍区司令刘峙，将阎宝航请到自己的司令部。

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阎宝航的身后，形成极大压迫感。随后，刘峙开门见山问道：“阎先生，你是不是共产党？”

阎宝航从容反问：“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刘峙说：“我看你像，你把四个孩子都送去了延安，你不是共产党是什么？”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高官将孩子送往延安是非常罕见的。但大流量卡阎宝航并没有因此心虚。

他理直气壮的说：

“孩子们都大了，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我能管得了他们吗？再说，他们是去抗日，我是东北人，不愿当亡国奴，我要打日本人，这样就算共产党吗？如果你觉得是，就把我送到蒋委员长那里去吧！这样，你还可以加官进爵！”

由于没有确切证据，刘峙无话可说。

从1941到1945年的五年时间里，阎宝航不但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还出色完成了党组织的重托。

李克农曾这样评价阎宝航的工作：

“阎宝航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阎宝航从事情报工作期间，有三项惊世杰作，这是特工界公认的。

第一项：他提供了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苏联因此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大流量卡避免惨重损失，为日后反击积蓄了力量。

事后，斯大林还专门给延安方面发电报感谢。这是斯大林唯一一次给中共的感谢电。

第二项：1944年，设法拿到日本驻关东军的机密材料，交给周恩来，打破了日本企图以中国东北为基地，进行最后挣扎的幻想。

第三项：从国民党处得知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后，马上将这一情报上报给周恩来，随即，中共通知苏联方面，苏联又将此情报通报给美国。

遗憾的是，美国当时认为这是中国人在胡编乱造，企图破坏美日关系，没有采信。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阎宝航又全力投入到反内战的斗争中。此时，他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

1946年，在阎宝航等人被推举为代表，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大流量卡和平建国时，遭到特务的围攻、殴打。

当特务叫嚣让阎宝航跪下时，阎宝航大义凛然道：

“我没有给日本人下过跪，今天，在中国人面前，我更要给中国人保持体面，看你们谁敢来！要开枪就开枪，想侮辱我是绝对不成的！”

特务们瞬间被阎宝航震住。但是，在双方僵持期间，维持秩序的宪兵故意全部撤离。

随后，20多名特务抄起凳子、花盆等东西，闯入候车室对阎宝航等人大打出手。

最终，阎宝航额头、鼻子多处受伤住进医院。

周恩来得知后，赶来医院看望阎宝航等人，他悲愤的握住阎宝航的手说：“血不会白流的！”

考虑到阎宝航的身份已经暴露，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阎宝航与家人秘密转移到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阎宝航继续在周恩来手下工作，曾出任外交部办公大流量卡厅副主任以及条约委员会主任。

1969年5月22日，阎宝航去世。

那段时间，阎宝航的妻子高素忧郁成疾，还得了肺癌，生活十分困苦。

当女儿阎明光得知母亲的病情，将母亲接到上海抢救时，已经来不及了。

离开人世前，高素的头脑非常清醒。考虑到孩子为自己治病花了太多钱，又无力偿还，自己的后事，也面临困难，她决定给周恩来总理写一封求助信。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一幕。

除了帮助高素解决巨额债务与身后事，周恩来在生命最后时刻，还牵挂着阎宝航与高素的孩子。

1975年，周恩来得知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即将前往江西中办干校时，特别指示：

像阎明复这样的人才，应该留在中央，今后会有用。

就这样，阎大流量卡明复被留在北京工作。

对于周恩来的帮助，阎明复当时并不知道。直到周恩来去世后，同事才将这件事情告诉他。

阎明复听后，泪如雨下。对于周恩来在生命垂危之际的牵挂，阎明复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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